我也是读到林行止的文章与林行止相识的。在90年代初，由于受种种因素的限制，香港的出版物在国内很少见到。我到北京上学后，北京图书馆也就成了我常去的地方。早在1995年，我不经意地在不开架的港台阅览室找到《史威德作品集》，书一到手，整整在图书馆读了几天把四册书读完。在那几天里，每天都是被图书馆的闭馆铃声驱赶而依依不舍的离开。掩卷而思，一股惬意畅快的感觉油然而生，在我知识的框架里还没有如此知识、兴趣、引人入胜的经济学书啊！

1998年初，我受张五常教授之邀来到了香港，从此我也成了《信报》最忠实的读者。我不仅自己每天阅读专栏中的每一篇文章，而且极力把这些文章推荐我的学生，推荐我国内的同事。也正是这阅读中，我也开始尝试写一点经济问题的短评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林行止的文章的引导，我是一辈子无法走上这条路的。

也正是在这种阅读与写作中，萌发直接向林行止先生请教的想法。因此，贸然写了一封信给林行止先生。信寄也后，心里有一种惘然之感觉，因为，据以往的经验此信肯定会石沉大海。但是，结果是截然与自己的想象相反，过几天就收到了林行止先生给我的回信，并约我在某个时候到某家酒家共敬午餐。要知道，一收到林行止先生这封信，我心里不知有多美，立即打电话给我太太和我儿子，让他们也一同分享这份愉悦。后来，在酒店与林行止夫妇相见，信如其人，其友善、谦和我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。从此，我有了一位如何做人做事的导师。

有人称林行止先生是个典型的工作狂，他每天只睡四小时，经常由朝九做到晚五，早上九点工作一直到凌晨5点。几十年来，林行止除了偶尔几次小的病假之外，一直就在读书、写稿，写稿、读书。正因为这种契而不舍的努力，不仅让《信报》走出困境，林立于竞争激烈的社会，而且也为中文世界积累了一笔永远不可磨灭的文化财富。皇皇巨大的68册作品集，2000多万字，不是林行止先生百分之一百以上的努力，谁可做如此成就呢？尽管中文世界不象欧美发达国家那样，成为一份报纸的专栏作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往往会被推崇为知识界的最精英人物。如美国的专栏作家卡特· 立曼就跻身于美国开国以来知识界名人录的排名中，不过，不久的将来，社会对林行止的贡献一定会得到更多的肯定。而且读者对《林行止作品集》的阅读，自然会加深对林行止的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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