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、在我过去的印象中，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正在走下坡路，没有多少生气与活力。确实，如果以游人的目光来英伦大地走马观花一番，往往觉得英国除了环境优美一些之外，在许多方面现代化程度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高：城市规模不大、建筑古旧、街道狭窄、乡村荒僻。但如果深入了解人们的生活，我们就会发现自身的差距。特别是在政府职能与社会服务方面差距更大。事实上，英国一方面有着雄厚的经济积累，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改革。上世纪初开始的经济地位衰落，常常被经济学家称为“英国病”，其实 “英国病”并不是经济停滞，只是增长缓慢而已，其金融服务业、军事工业则一直处于领先水平。并且，他们似乎更好地“落实了科学的发展观”：伦敦早已不是一百多年前的烟雾腾腾的雾都，人文古迹保护周到细致，满眼青山绿水，乡村草地牛羊悠然自得，田园风光让人赏心悦目。近几年来，这个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政治体制到行政管理都有很大的改革，在发达国家中英国经济增长速度也跃进居领先地位。英国政府对管理市场经济有丰富的经验，他们将政府角色定位于：推动市场开放和竞争；发展劳动力市场；鼓励投资；保证消费过程中的公平；帮助企业利用技术；实现可持续发展；控制垄断、兼并以及反竞争。地方政府的权力甚小，仅仅在教育、社会服务、环境保护方面承担一定的职责。相比较而言，我们的政府，特别是地方政府有太多的权利，也承担了太多的义务。政府到底该干什么，不该干什么，政府不知道，人民也不知道。政府这只“看得见的手”似乎无所不能，官场干预市场，“公仆”干预“主人”生活。我们虽然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，但由于没有多少激励、约束和监督机制，有些政府部门考虑自身利益，常有抵触情绪，雷声大、雨点小，今天转变了，明天又反弹，或者干脆就没有多少具体措施。改革政府机构方面，我们的差距更大。近年，英国政府启动了名为“服务第一”的行动，设定了优质的公共服务所须遵循的原则，建立了明确的服务标准以及便捷的投诉程序，他们对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撤销了“大伦敦区”一级行政机构，公务员的人数已从1976年的75万名降到了今天的46万名，显示了政府控制公务员开支及提高办公效率的方针。相比较来说，我们历次机构改革步子太小，“升官效应”（机构人员越多越容易升格、行政区划变动越多越容易升官）使每一次改革事业来的反而是机构的进一步臃肿（比如地方政府由原来的三级变成了现在的四级，原来的2个地区变成3个地级市，还有所谓副地级市，则更是我们官场的一道独特风景），“升官”利益驱动成为机构人员不断扩张的内在张力。行政区划多变，官员队伍庞大，素质低下，腐败盛行，文山会海，见风使舵，欺上瞒下，迎来送往，繁文缛节，扰民不断，效率低下，部门争权夺利，利益层层盘剥，浪费民脂民膏，形式主义风行。机构改革成为“逆淘汰”，太多的庸人充斥机关，真正的精英往往成为“出头鸟”，没有生存的空气与土壤，要么选择离开，要么与平庸看齐，精简变成“减精”。落后的管理体制制约了人员素质的提高和积极性的发挥，反过来，低下的人员素质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落后的体制。我曾经走访一些英国地方政府部门，坐在他们有几百年历史的地方议会旁听议员辩论。议员们为地方政府的每一笔开支争论得面红耳赤，但又彬彬有礼。经过地方议会的苛刻讨论最后否决了政府提议的3万多英镑的两笔开支。我想到了我们一些处长、厅长拍拍脑袋，大笔一挥，就可以开支几十万、几百万纳税人的钱财，不由我不生发一番感慨。英国人鄙弃一切空洞的形式，从来没有随意的接待开支，很多部门大量聘请志愿人员，办事颇为高效，即使这样，他们新近还成立了一个独立委员会，负责考察、评议议员及公务员的行为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深深感受到我们管理体制及人员素质的差距，对于他们今天高效的管理，我们不能不深入反思多次机构改革的误区。

　　四、社会主义理论需要创新，要吸收全民类的一切优秀成果，现代资本主义无疑是我们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资源。现代资本主义：机器大工业和信息化代替了小规模生产；发达的第三产业和机器人代替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；普遍的社会福利淡化了残酷的剥削压榨与贫富对抗。事实上，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，在社会主义运动和自身发展需要的压力下，正按马克思的预言向社会主义靠近，或者说吸收了社会主义对其有利的因素，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。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下，德国率先引入社会保障制度，该制度真正成功地推行还是在英国。二战后英国通过高税收来调节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矛盾，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职能，建立福利社会。社会主义也应该是一种福利社会。难怪有人从国外归来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：怎么他们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还要社会主义？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？邓小平关于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”的论断不是对“社会主义”进行学术上定义，邓小平确实洞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，感觉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解释的缺陷和弊端，并有胆识和气魄来突破。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理论的提出，标志着我们彻底放弃计划经济，但对公有制的概念我们就清楚了么？中国实践已经突破了对公有制的传统解释。英国资本主义虽然坚称私有制的合理性，但他们从不放弃用公有化的办法来调节经济。可以说，当今世界，一个正常的国家，没有全部绝对的私有制，也没有全部绝对的传统公有制。看来，我们应当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方面大胆创新。这是理论发展的需要，更是实践发展的必然。前天不太忙，我在图书馆找到马克思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英文版（要是懂德文就好了，翻译与原文毕竟有出入），我感觉《宣言》中所提出的“the higher xxxx of Communist common ownership”，是从所有权的社会化程度这一角度提出和讨论问题的，不应是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“公有制”（这是否是翻译上的不准确？注意：这里是 common ownership，不是public ownership或state ownership）我们对“公有”的理解有更多的东方文化色彩（公有——大家都有——政府管理——谁也没有？），可能“共有制”的翻译更准确。我们要真正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。执政党与革命党当然有许多不同之处。革命是为了在于破坏一个旧世界，而执政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；革命的主要手段是斗争，而建设的主要手段则是民主与法制；革命是依靠一个阶级或阶级的联合来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，执政则要团结全体人民营造一个和谐、稳定的环境；革命时期要“无法无天”，制造矛盾、利用矛盾，执政时期则要依法治国，解决矛盾、平息矛盾；革命主要是为了打破人的发展的外在制度禁锢，执政则要调动每个人的内在潜能来达到所有人的全面发展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之后，执政党的工作重心要从经济工作转变到依法治国、建立法制国家的轨道。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，以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，给国家带来一片光明；市场经济时代，政府在市场经济竞争中，只是裁判员，不是运动员。裁判员也只能根据法律来裁判。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客观上形成以经济指标论政绩，刺激地方政府违背经济规律干预市场、政府的公正和诚信缺失，甚至“官出数字、数字出官”等腐败现象。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，因此，建立法制社会，把依法治国作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，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，更何况经济发展也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部内容。通过法律规范政府行为。政府及其部门退出竞性行业，减少或放弃对经济的直接干预，有利于克服政经不分，有利于建立一个诚信的文明社会，通过弘扬中华民族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传统道德，重构适应现代社会文明道德标准和与国际接轨的价值体系。要大胆探索，离不开学习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改革措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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